全面抗战开始以后，大公报便有了鲜明的言论方针。所谓言论方针，并无明文规定，只体现在社论和版面上。具体地说，就是坚持抗战，反对妥协投降，对内则宣传“国家中心论”。1937年，“七七”事变和“八一三”事变相继发生，大公报天津版和上海版即发表社论（当时称为社评，直到全国解放），明确提出拥护抗战。其后天津和上海相继沦陷，大公报被迫停刊，创办香港版和汉口版。1938年10月武汉沦陷，汉口版迁往重庆。1941年3月又创办桂林版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寇占领香港，香港大公报停刊。1944年12月桂林沦陷，桂林版停刊。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时，大公报只剩下重庆一版。八年之间，颠沛流离，天津、上海、汉口、香港、桂林等地资产全部抛弃，只剩下很少的几个人，坚持办报，从言论到新闻报道，都围绕一个中心，就是宣传抗日。社论是大公报的特色之一，在八年抗战期间，掌握社论的入主要是张季鸾、王芸生，他们先后主持汉口版和重庆版。南京失陷以后，汉口曾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军政中心，后来国民党政府长期驻在重庆，因此汉口大公报和重庆大公报的社论为各方所注目，影响最大。  
大公报的社论主张坚决抗战，并不只是张季鸾、王芸生个人的政治主张，实亦代表大公报全体员工的政治立场。因为在强敌压境的局势下，凡是中国人，除极少数汉奸、卖国贼以外，无不主张抗战。我自1940年3月进重庆大公报，直到抗战胜利，为时五年半。就我所看到的，除桂林大公报编辑主任蒋荫恩离开大公报赴成都的燕京大学教书外，未见一个编辑记者因为不同意大公报的言论方针而离开大公报；蒋荫恩的去职是他的个人志趣问题，不是不同意大公报的言论方针。